抗日战争时期的鄂豫边区，税收战士“站在抗日最前哨”
在长江中游北岸，武汉市新洲区的东南端，有一处湖区名叫涨渡湖。抗日战争时期，陈少敏、刘西尧、林少南、陈再道、黄正夏等革命先辈曾在此浴血战斗。1939年9月，中共黄冈中心县委深入涨渡湖开辟抗日根据地。为保障新四军第五师东进鄂皖边和南下鄂赣湘粤的后勤供应，鄂豫边区税务总局常驻涨渡湖开展税收工作。
8月22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到新洲区税务局采访时来到这里，拨开历史的烟云，探寻涨渡湖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故事，聆听先辈以生命护税的英勇事迹，缅怀那段红色财税历史。
“政权机关筹钱，军事机关用钱”
沿着湖区蜿蜒崎岖的小路，记者一行来到了新洲区双柳街道办莲湖畈村的涨渡湖抗日根据地革命历史陈列馆，一楼陈列抗战革命史，二楼陈列抗战税收史。“你们看这份地图！”墙上的《涨渡湖抗日根据地示意图》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义务讲解员、新洲区税务干部许豆介绍：“抗日战争时期，鄂东税务分总局就驻扎莲湖畈村。旁边的李牌楼湾，以前是鄂豫边区税务总局的驻扎地。”
1940年9月，鄂豫边区成立了贸易统制局，用于征收捐税。1941年4月，随着鄂豫边区抗日形势的变化和新四军第五师的建立，鄂豫边区行政公署本着“政权机关筹钱，军事机关用钱”的原则，取消各县“仇货检查所”，将各县的贸易统制局一律交由鄂豫边区行政公署贸易统制总局接收，为新四军抗日筹集经费，缓解鄂豫边区的财政压力。1941年6月，鄂豫边区税务总局成立，1942年又改称为物资统制局。
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制定了统一的财政收支制度，将农业税划归地方征收，工商税划归边区征收。各县收入如果入不敷出，经鄂豫边区行政公署批准由贸易统制总局按月拨款解决。各县政府尽力监督，协助各县的贸易统制分局开展工作，并对税务人员予以保护。各县自卫队协助贸易统制分局打击敌伪，查缉水路走私。各政府机关、部队、民众团体协助贸易统制局缉私检查，但不干涉税务。
随时准备，为税收献出生命
走到烈士碑墙的《鄂豫边区新洲抗日财税英烈名录》前，密密麻麻的财税英烈信息让人深受震撼。据介绍：“根据鄂豫边区12个地市和17个县（市）民政部门提供的资料，抗日战争时期财税人员为筹粮筹款而献身革命的英烈有782位，其中，仅新洲籍就有135位，居各县之首。”
1945年7月28日，新洲大埠税卡（税所的下级机构）7位税务人员开了一整夜会。快天亮时，几个日军端着刺刀冲进门来，卡长杜正国当场壮烈牺牲，巴协卿和另两位同志被捕，只有3人逃出。日军从巴协卿身上搜出2本税票和4块银元，所以对其特别注意。他们3人被带到一个群众家里，这家的老人是一位税务人员的母亲，看到他们被敌人捉住，心里又着急又难过。
日军用尽酷刑，对巴协卿又是毒打，又是软化，想要他供出组织和同志的信息，但巴协卿死也不招认。几个看守日军也疲倦了，倒头就睡。原来他们为了破坏税卡，3夜没睡。老婆婆看到敌人打起呼噜，就在房里轻声问：“同志，你们怎么被捉的呀？要想办法哪，不然敌人会杀你的呀！”巴协卿的手脚都被捆住，隔着墙低声说：“我叫巴协卿，请您老快到新洲大埠街找正昌祥老板游吉斋，叫他找李仲华想办法救我。”
李仲华是特税局的人，接到口信后他立即给团风镇日伪区长王仲康写信，要他设法营救3人，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王仲康慑于抗日游击队的威力，向日军保证他们只是老百姓，并暗地派人给巴协卿送去给养。一个多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巴协卿才得以出狱。
斗智斗勇，为抗日筹粮筹款
涨渡湖发生过不少税务人员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
团风镇的裕隆洋行，原是鄂东税务分总局管辖的纳税大户，每月纳税常在两万银元左右。1944年3月，洋行经理野汝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乘机抗税。
为了打击抗税，鄂东税务分总局局长金铎在裕隆洋行布置了内线李云轩、向子荣，密切关注野汝的动向。
一天，李云轩、向子荣送来密报称：野汝将于次日乘帆船到阳逻检查工作，随带一个班的伪军护卫。金铎当即决定在挖沟堤一带袭击敌船，活捉野汝。次日凌晨，他带领一支精干的武工队，分成4个战斗小组，埋伏在挖沟堤边的树林里。
上午10时许，野汝乘坐的船从团风镇逆江而上。税务人员立即命令该船靠岸检查，敌人却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当税警队鸣枪警告时，野汝指挥伪军开枪还击。武工队立即组织火力，分派两支战斗小组，分乘两艘船，从左右两翼向敌人包围过去，隐蔽在岸上的另外两名战斗小组瞄准敌船猛烈开火。野汝见势不妙，只得举起白旗投降。这场阻击战，打死、打伤伪军各1人，生俘日伪军5人，缴枪7支、子弹500余发。
野汝被押时请求宽大处理，表示服罪，只要放他回去，保证遵守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照章纳税。最终，裕隆洋行如数补缴税款12万银元外加两麻袋日钞。从此，团风镇的洋行再也不敢抗税了。
鄂豫边区当时曾获中央书记处和刘少奇同志的嘉奖：“鄂豫边区虽有30余师的国军严重限制，他们还能发展，财政充裕，这是要学习的。”鄂豫边区党委、行署也给边区税收战士写了慰问信，表扬他们“站在抗日最前哨”。